“1946年8月10日下午两点千金策略，你出去后最先想干什么？”山城闷热的牢房里，沈醉压低嗓门发问。叶挺抬眼，声音很平静：“恢复党籍。”寥寥五字，却像沉雷。
沈醉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得力助手，与囚犯打交道见得多了，照理说早该心如止水，可听到这回答还是愣住。他原本猜测，这位在狱中熬了五年的少将军长，肯定要先回家探亲、痛饮解馋，或者干脆远走他乡求个清净，却没料到对方心里始终惦念的还是那张早被注销的党员证。
要理解叶挺的选择，得把时间拨回十九年前。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，他靠一副盲人扮相躲过搜捕，已是九死一生。党内随后开出的“留党察看”处分，让他心寒，但没能割裂信念。去苏联、流浪欧洲、辗转澳门，他尝过坐冷板凳与卖苦力的酸楚，却始终紧盯国内报纸上的战况。身边人常劝：“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还管那摊破事干嘛？”他只回一句：“中国不平，哪有我的平日子。”
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，他给蒋介石拍电报，请缨组建抗日武装。蒋本想拉笼这位旧部，周恩来则顺势推荐千金策略，新四军由此成军。叶挺出任军长，手握近万名华中游击健儿。前线作战四年，他把“铁军”二字打出了名气，也把自己推到国共矛盾的风口浪尖。
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，叶挺率部血战八昼夜，弹尽粮绝才被迫谈判。顾祝同带着蒋的密令迎面而来：“只要声明一纸，罪责归项英，你即可副司令长官、专列座车。”叶挺看了看满山僵尸般的士兵遗体，冷笑一句：“给我一条路，送我去枪毙——省得罗嗦。”顽固的态度让顾祝同灰头土脸，蒋介石干脆把他关进桂林山洞。洞里潮湿闷热，他竟买了只羊，喝羊奶、读外文，硬生生熬过五个月。
重庆局势日渐吃紧，蒋介石怕他死在狱中成了舆论炸弹，只好把他调到城里特设的“招待所”。沈醉接手软化工作，酒菜、洋房、理发师一应俱全，甚至奉上两套西装。叶挺却坚称“囚徒不理发”，硬拖着一头乱发见任何人。也有人暗地嘲笑：“自视清高吧？迟早熬不住。”可一个夏天过去，虱子没把他打倒，反倒先让看守心生敬畏——这人意志比铁硬。
陈诚随后出场。作为昔日同学，他带来副战区司令的肥缺：“老友一句话，前程立就。”叶挺却反问：“能否马上放回所有被俘的新四军官兵？”陈诚低头无语，叶挺当即起身：“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”一席话堵得陈诚回去向委员长复命。蒋介石再次召见，叶挺仍旧坚持三条：恢复自由、恢复军籍、恢复番号。蒋介石面沉如水：“都不行。”会谈就此破局千金策略，待遇立降，他被搬进山沟小屋，不许出门。
时间拖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，国共和谈提上日程。毛泽东赴渝的前提之一便是释放政治犯。蒋介石权衡再三，只能松口。可戴笠不甘心，让沈醉再做最后一试。于是才有了开头那段短短问答——沈醉本想探探口风，万一叶挺愿意“弃暗投明”，算军统一大功。没成想，对方仍旧那副“以身许国”的腔调。沈醉回局里复命，戴笠张了张嘴，只蹦出一句：“这人，没救。”
1946年9月初，重庆偏僻的红炉厂门外，几名宪兵递上一纸批条：“叶挺即日获释。”他拎着一只旧皮箱走出小院，没有回家，也没去饭馆，而是直奔八路军驻渝办事处。门口哨兵敬了军礼，他抖落皱巴巴的上衣，低声道：“请转告周恩来同志，叶挺请求重回组织。”语气轻，却像在泥泞中竖起旗帜。
仅仅六天后，中共中共中央复电，同意恢复其党籍，并保留新四军军长番号。电文最后一句话极简：“望自珍重，速来延安。”叶挺展开电报，端详良久，合上，又重新打开。同行记者回忆，那一刻他眼圈微红，却依旧板着脸：“走，办护照；我还得去欧洲接妻孩。”旁人劝：“危险依旧重重。”他回头淡淡一笑：“命是早就押上的，如今不过兑现而已。”
遗憾的是，赴延安的途中，他搭乘的苏式飞机于1946年10月在山西兴县失事。残骸里找到一本羊皮笔记本，第一页写着两行钢笔字：“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；信仰如山，心灯长明。”
多年以后，沈醉作为战犯被改造，读到人民日报纪念叶挺的社论，才恍然大悟：当年那句“恢复党籍”，并非口头逞强，而是军人对信仰的最高致敬。他对身边人感慨，“难怪戴老板张口结舌，我们从没真正看懂过这种力量。”
叶挺走了，留下的却是无形的铁骨。他用五年囚禁告诉世人：监狱能锁住身体，却锁不住旗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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